育人之道：重專、重通、重平衡

從1912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后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規(guī)程。就培養(yǎng)目標而言，1912年頒布的《大學令》規(guī)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yǎng)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專門學校令》則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yǎng)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大學、專門學校分別培養(yǎng)“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茖W校組織法》。前者明令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yǎng)成專門人才”為培養(yǎng)目標；后者則要求?？茖W校致力于“教授應用科學，養(yǎng)成技術人才”。這時候，大學的培養(yǎng)目標變成了“專門人才”，原來培養(yǎng)專門人才的專科學校變成培養(yǎng)“技術人才”了。1938年教育部頒布了《戰(zhàn)時各級教育實施綱要》，規(guī)定“大學教育應為研究高深學術，培養(yǎng)能治學、治事、治人、創(chuàng)業(yè)之通才與專才的教育”，將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并提。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果說，此前通才教育的思想在大學本科教育中處于隱約狀態(tài)的話，1938年以后，通才教育思想已經無可置疑地占據了主導的地位”，此后，“通才思想一直是基調”。這有幾分道理，體現梅貽琦通才思想的《大學一解》就是在此之后發(fā)表的。但是，這種見解也頗值得商榷，因為在此之前，通才思想并不“隱約”；而在此之后，通才思想也并未“不可置疑地占據主導地位”并且“一直是基調”。恰恰相反，此后為適應經濟和軍事需要，政府提倡實用科學，限制文科、理科發(fā)展，把大學培養(yǎng)目標更多地傾斜到專才教育一邊。1941年發(fā)表的《大學一解》正是對政府不重視通才教育的質疑，梅貽琦提出“目前重視?？浦畠A向”“在所必革”的主張即是明證。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茖W校法》，對培養(yǎng)目標的表述與1929年、甚至1912年的表述幾乎完全一致——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yǎng)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對此，很多人并不贊成，認為大學應該著重培養(yǎng)知識廣博的通才，不應當只是訓練一技之長的專才。竺可楨就為大學宗旨沒有加入“通才教育”內容而深表遺憾。

看得出，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培養(yǎng)目標的主線，就是培養(yǎng)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前者主要針對“大學”，后者主要針對“?？茖W校”。而大學是培養(yǎng)專才，還是培養(yǎng)通才，抑或是追求專才與通才的平衡？各大學校長自有其育人之道，只是奧妙各不相同。多元化，正是該時期的一個鮮明特點，它既是大學校長擘畫的培養(yǎng)目標的呈現結果，又是不同類型人才脫穎而出的動因所在。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等皆主張大學要培養(yǎng)“專才”。陳垣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而研究高深學問也應該表現在本科生培養(yǎng)上，要把本科生培養(yǎng)成“高深學術之人才”。譬如，教育學院就要培養(yǎng)“3項人才”，即教育行政人才、師資、研究高深教育科學之專家；物理系就須“培植物理學之專門研究者”。馬君武強調掌握科學知識和實用本領的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是大學的首要任務，十分強調培養(yǎng)專門人才，以建設和服務社會。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提出金陵女大開辦的目的是“為國家培養(yǎng)有學問、有道德、有服務社會本領的人才”，“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熊慶來說他辦理云南大學的兩個目標之一就是“培養(yǎng)有切實技能人才，以適應國家與地方需要”。辛樹幟的思想代表了一批主政邊陲大學的校長們的服務之道。他長校的國立蘭州大學將學生的培養(yǎng)目標定位為“建設西北之專門人才”，新設了獸醫(yī)學院、俄文系、邊疆語文學系等特色系科，以“發(fā)展西北，鞏固邊疆”，為西北造就了一大批“通語文，嫻風俗”的人才。

學界泰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則主張大學要培養(yǎng)“專精”型的“通才”。蔡元培稱其為“一定意義上的通才”，筆者覺得稱作“文理通才”更恰當些。力主大學優(yōu)先辦好“學”科的蔡元培認為大學所培養(yǎng)人才的基調是“專精”，同時又要溝通文理：大學生“應于專精之余，旁涉各種有關學科的學理，成為一定意義上的通才，而避免偏狹”。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人則是主張實施“通才教育”的領軍人物。張伯苓將“造就學生將來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為活潑勤奮、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適應時勢之需”定為南開大學的辦學宗旨，把“造成具有‘現代能力’之學生”作為南開大學的培養(yǎng)目標，從而確立了“能力為本”的人才觀。南開“允公允能”的校訓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竺可楨認為“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y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yǎng)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會，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他們應為“頭腦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應擁有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知識和才能，并具備“擔當大任、主持風會”的氣魄和膽略，能夠充當社會各界的領袖。與此目標相匹配，大學所施教育，必須注重基礎，加強思維和能力訓練，使學生在德、智、體諸方面均得到充分發(fā)展。

梅貽琦堪稱是我國通才教育論的集大成者。他的觀點旗幟鮮明——“偏重專科”弊端叢生，“通專并重”難以實現，兩相權衡“通才為大”：“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外，曹云祥、任鴻雋等人也都秉持通識教育理念，明確主張大學要培養(yǎng)“高尚完全之人格”、“國士”般的通才。

舍棄通才與專才孰輕孰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題的艱難抉擇，在通才與專才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通常不是中間點——則是另一種思維與智慧。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又被譽為“國立東南大學之父”的郭秉文做到了這一點，并且是在張、竺、梅等人之前便做到了這點。郭秉文認為，“大學生都應該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應該是具備“鐘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靜”那般素養(yǎng)的“國士”。要培養(yǎng)這樣的人才，就不能把“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截然劃分”開來，而是要做到“通才與專才互相調劑，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專才不致流于狹隘”，“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